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刘成鸣

       每当我路经兴安日报社，总要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那高耸楼上的“兴安日报”四个红色大字，油然而生敬意。那是一片净土，那是党的宣传阵地，那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１９８４年，我调回兴安盟工作，从那时起，我就与《兴安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兴安日报》是我政治思想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是我文化知识不断提高长进的源泉。
　　记得我写的第一篇人物通讯《近花逐蜜酿琼浆》，是倪向阳老师给我改的稿。他用红笔在原稿上勾勾抹抹、图图点点，可以想象用心的良苦。报社里，我的熟人越来越多，给我指导关心的人也越来越多，屈指数来也有十几位，还是不一一提名为好，以防挂万漏一。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登在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渗透着他们的心血。正是因为他们对我的精心点拨，我写的好多篇人物通讯被评为好新闻二、三等奖，还有一篇杂文《关于对研究研究的研究》被评为征文一等奖。
　　在我的政治生涯上，《兴安日报》帮了我的大忙，我的文章频频见报，有的还上了省和国家级的报刊，很得领导赏识，没几年我就当上了盟委宣传部新闻文化科科长。那时的新闻纪律很严，每天的报纸大样都必须送审，如没大问题，分管部长签字当即返回。如发现有不妥之处，就由我负责带上报纸大样和报社领导联系解决。这样，我和报社领导见面的机会多了，很自然，互相交流的机会也就多了。当时的报社总编辑是张永琭，他是那么博才多学，是那么谦虚严谨，是那么和蔼可亲。他曾给我很多帮助，送给我新闻写作方面的指导专著，鼓励我多学多写。
　　那时，我当新闻文化科科长很累，特别是新闻这一块，平时要制定宣传报道计划，有重大政治活动要制定宣传报道方案，并组织统一采访报道，还要抓一年一度的党报发行。抓党报党刊发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先在盟邮电局召开全盟报刊发行会议，我要在会上表态，按照上级文件提出具体要求，落实发行任务，会后深入到每个旗县市抓落实，最难的是抓乌市地区的发行工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个体工商户刚刚兴起，他们根本看不到订阅党报党刊有关要求的文件，所以只能一家一户的宣传，一家一户的抓订。那时哪有小轿车？全靠自行车和摩托车，我和邮局的王科长骑自行车先行，报社群工部主任丁永江骑摩托车带着于春岭跟在后面。每到一户，首先宣传文件精神，争得同意，当场开发票，皆大欢喜，如果人家硬是不买账，也没啥好办法，只好放弃，继续前行。抓新闻宣传，在报社我联系最多的是陈永明，他是当时的记者部主任。他对工作满腔热情，为人做事诚心诚意，所以我常与他来往。每当盟里有什么重大政治活动，我都提前找他商量，他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出点子拿主意，令我十分感激，以致我们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最难忘的是每年除夕的统一行动，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还津津乐道。这个统一行动一连搞了多年，开始是永明挑的头，得到了盟委于恩波书记的重视和支持。每到大年三十晚饭后，于恩波书记就把报社、电视台、电台的几位知名记者召集到一起，到乌市地区的大中企业，向坚持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拜年，到电业、电讯、邮电几个重点单位，向坚守岗位保证千家万户过好年的值班人员拜年，赶得巧时还和员工们一起吃年夜饭，一忙活就要到下半夜一两点钟。回到家里也不能休息，得连夜写稿子，因为除夕活动的报道年后第一期报纸必须见报。每当于恩波书记看到《兴安日报》上“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刻”的整版报道文章，就高兴地给我和永明打电话，表示满意和慰问，有时还把我们请到家里，抽好烟、喝好酒，其乐融融，其乐无穷。
　　应该说，在兴安日报社诸位良师益友中，我获益最多的当属马世明社长。他为人坦荡正直，才华横溢，敬业如痴。我们同是乌兰浩特一中毕业，他是我的大师兄，多年来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相待。他当社长以后，仍坚持自己动手写稿，持之以恒，乐此不疲，真是难能可贵。后期我在《兴安日报》上发表的长篇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都是由他亲自动脑改稿，亲自动手编发，每发表一篇文章，都使我有新的提高。我能写出几篇较好的文章，真是得益于马社长的长期关心指导，我在政治上的成长进步，他也功不可没，他是我为人做事的榜样。初期我写的所有文章，在他看来没有一篇是满意的，每每看后总是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后来他曾开玩笑地说，我这是“马打快牛”。终于有一次，他对我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人民的好警官郑贵胜》赞不绝口，但他还是从标题改起，把“的”字和“好”字删掉，他说：“好不好，让群众去评说吧！”经他笔下生花的修改，一个整版的大块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好，呼声很高，很多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一片赞扬之声。马社长以此为契机，开辟专栏，让读者广泛发表意见，以更好的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以求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几张报纸我一直珍藏到现在，每当拿出来手捧欣赏，耳边就会响起马社长的不疲教诲。后来，这篇文章多次被陶秀华总编在通讯员培训班上作为范文推崇，我听后不胜感激。
　　愿《兴安日报》越办越精彩，使党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把党的温暖送进千家万户，让兴安大地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