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日报，将我扶上新闻“马背”

      ◇丁铭

      今年是《兴安日报》创刊３０年，不久前，永明（原副社长）来电，约我写一篇文章，同时希望我能回到报社参加纪念活动。由于工作太忙，回报社参加纪念活动暂时还不敢答应，但写一篇纪念文章还是应该的。想到我是从兴安日报社成长起来的一名记者，于是便以《兴安日报，将我扶上新闻“马背”为题，写了这篇回忆文章。
　　时间过得可真快，一晃我从兴安日报社调入新华社已经２２年了。这２２年间，由于工作太忙，仅回过兴安日报社两三次，见到的老同事也很有限。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将我扶上新闻“马背”的地方，更忘不了在报社的工作经历和那些给予我帮助的同事们。
芝麻开门
　　作为一名化学系的学生，当时我对记者这个职业很不了解，更没想过能当记者。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１９８４年初秋发生的、改变了我一生命运的事。
　　当时的兴安日报社在盟委办公楼一楼。当我走进位于一楼东面最里侧的总编辑办公室报到时，一位仪表不俗、风度翩翩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他就是兴安日报社成立后第一任总编辑张永琭。张总编留着蓬松的背头，穿着蓝色中山装，一举一动温文尔雅，颇有领导风范。
　　他用慈祥的目光打量了我，用睿智的语言同我谈了话，他的目光充满了关爱，他的声音充满了磁力，他的魅力形象令我折服，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后来得知，曾当过播音员的张总编是从呼伦贝尔草原调过来的。在他的魅力感召下，我鼓起勇气踏进了新闻门槛，被分配到报社政教部。
　　刚进报社，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在这里，我第一次用上了报社专用的稿纸；第一次拿到了采访本；第一次接触到了划版；第一次看到了铅字印刷；第一次见到了像《永不消失的电波》里一样接收新华社电稿；第一次了解到报纸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所有这些第一次都在感动着我，它令我激动，令我亢奋，令我豪情万丈！
　　然而，作为一名学理科的人，我过去很少接触新闻专业，也不天天与文字打交道，更是极少写文章。因此，在对报社的一切感到新奇和激动的同时，我也对新闻业务感到陌生和恐慌。对此，当时的政教部主任顾福民不断鼓励我的同时，让我从最基本的工作——抄写编辑们修改完的稿件做起，从中学习编辑是怎样修改稿件的，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字、语法、修辞、逻辑能力。
　　这种抄写修改稿件的工作我一直做了半年多，正是这半年多的用心学习和琢磨，加之同事们的指点，我基本掌握了把稿件文字、语句理顺的本领，而编辑部主任将一瓶红墨水和毛笔送到我面前、让我独立修改稿件时，我激动得差点哭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这个从未搞过文字、熟悉摆弄瓶瓶罐罐化学器皿的人，真的就当上了编辑？
　　可不管我怀疑与否，从这一刻起，我真的被老师们放单飞了。此时，尽管我还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更谈不上是一名合格的记者（事实上是搭车发表的处女作），但毕竟是采编业务都接触到了，因此大有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感觉。
兴安履痕
　　从１９８４年下半年，到１９８９年初，我一共在兴安日报社工作４年多。这期间，我由学习当编辑到学习当记者，由政文部到经济部，逐渐成长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并在兴安大地上留下了自己最初的记者履痕。
  回顾这些履痕，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是骑自行车采访了。那是１９８６年春，受《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重走红军长征路的影响，报社记者方宝荣等提出骑自行车沿兴安盟采访的建议，得到社领导的批准。社里决定选派三名记者分三路进行这次采访活动，一路跑科右中旗，一路跑扎赉特旗，一路跑突泉县。我有幸被选中，跑其中一路的突泉县。另两路分别由方宝荣和王炎承担。
　　记得我们出发时，报社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出征仪式，全体采编人员为我们送行，那情形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意境。由于我当时刚出道儿，还没有去过突泉县，报社便让总编室主任袁红作送我去突泉县。
　　袁主任偏分银发，戴着近视镜，与央视《话说长江》的主持人陈铎长得十分相像，是一位有着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老报人。他将我介绍给突泉县委宣传部陈部长后，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既要完成好采访任务，又要注意安全，真让我感到慈父般的关爱。
　　我骑自行车突泉行的第一站是永安乡，乡党委书记朱如多热情地接待了我，从那时起，我们便成了好朋友，直至今日。在这里，我采访的第一个地方叫铁桩屯，写的第一篇稿件是《敖牛山下铁桩屯》，反映的是铁桩屯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所发生的变化，这是第一篇由我单独执笔完成的见闻稿件。
　　这次采访，我第一次较全面地了解了农村和农业，了解了基层干部和农民，也经历了风雨、山洪、冰雹、暑旱等自然现象的考验，磨炼了意志品质，使我对“脚板底下出新闻”有了深刻的认识。
难忘的朋友
　　回忆起我在兴安日报社工作的那些岁月，还有一些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就是除前面提到的一些同事外，还有一些曾在一起共事的老朋友。
　　马世明，我在兴安日报社工作时的副总编辑。从年龄上讲，他应该是我的长辈，但他诙谐幽默，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是把我当小兄弟看待；从业务上讲，他水平很高，而且极为敬业，尤其擅长搞调研、写大稿，是我崇拜的偶像，更是我的恩师，如果没有他的培养，我可能至今也不会搞调研。
　　不修边幅、性格内向倔强的宋柱才，是兴安日报社另一个对我影响巨大的人。他是我在兴安日报社工作期间的第二位部主任，也是一位有“内秀”的人，他所写的一组反映兴安盟农牧业建设的稿件《地夹缝里养“重兵”》、《白色革命“不白”革命》等，令我至今不忘。正是这位自称没念过多少书、经常习惯性地用手摸着下巴上稀疏胡茬的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访与写作，教我怎样提炼主题、怎样写导语、怎样谋篇布局、怎样遣词造句，是我受益匪浅的恩师。如今我所形成的“亲切、朴素、生动”的写作特色，有他很多的影子。宋大哥也没忘了我，每次到呼和浩特开会，都要看看我。记得一次他到呼和浩特开会，特意到我家看看我，可惜我不在家，十分遗憾。过后听爱人说“宋大哥的牙都掉了”，我非常伤感，但爱人又说“宋大哥比以前胖多了”，我又十分欣慰。直到两年前我去兴安盟，才见到宋大哥，果如我爱人所讲的那样，我真是百感交加。但令我最高兴的是，他现在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在兴安日报社，令我难忘的长辈、兄弟姐妹还有很多。图文全能的永明兄、才华横溢的秀华大姐、曼秋阿姨、为刚兄……
　　想一想我能有今天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当年大家对我的哺育，更离不开兴安盟特别是兴安日报社对我的培养，这份情、这份意、这份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更祝将我扶上新闻“马背”的兴安日报社３０岁生日快乐、英才辈出！
　　（作者系新华社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记者）